2022年，我国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91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32元。
执法检查是地方人大诸多监督措施中最为刚性的措施之一，就监督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而言，可以通过判断监察委员会是否严格依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是否有违反《监察法》规定的行为，来对作为专职专责机关的监察委员会实施整体性监督及对其工作人员进行个别化监督。这其中的第二级监督因实施同体监督而备受诟病，且各监督主体之间存在职能交叉、履行监督职责过程中存在相互推诿等现象，极大地浪费了国家的监督资源，造成了监督的低效。
从性质上看，留置作为改革以前的两规两指以及逮捕的法治化替代，仍然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至此，有权对地方监察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监督的机关只有两个，一是地方监察委员会自身(包括上级监察委员会)，二是作为地方监察委员会产生机关的同级人大。目前，《监督法》虽然还未来得及修改，尚未将监察委员会纳入常态化监督范围，但基于前述地方人大监督一府一委两院的逻辑，确立对监察委员会的常态化过程监督也是必要和可行的。例如，人大及其常委会虽在整体上不受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但人大及其常委会中具体履行公职的人员仍然受到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这是监察委员会对人监督的深刻体现。《监察法》9条规定了各级人大对同级监察委员会的人事任免权，第53条明确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即监督法律法规实施情况)以及询问或者质询的职责，其他三个方面的职责尚未明示，但与其对地方监察委员会实施监督相关的其实只有两个事项，分别是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以及特定问题调查。
而在地方人大监督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实践中，询问常常被提起，但质询却明显备受冷落，这或多或少与质询的弹劾属性或质询之后可能引起问责有关。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于将地方人大监督权从宏观转向中观，发挥地方人大监督权的功能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分析本案九名法官的判解，可以发现不同法官在「窄浅/宽深」议题上的不同选择。
肯尼迪与卡根法官所撰写的意见书，一方面是要避免其他商业经营者效仿菲力普斯对同性恋者拒售与拒绝商业服务。细读科州的《反歧视法》，可以发现科州议会的立法偏向：待售的商品只是商品而已，顾客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无关紧要，向同性恋者提供商业服务并不会影响到商业经营者内心的宗教信仰自由。菲力普斯亦向法院陈述：在设计制作蛋糕之前，是先要与新人夫妇面谈，了解顾客的具体需求并根据每一对夫妇的特点来手工制作蛋糕。3.法官在个案中通过分配举证责任来影响实体判决结果如果将举证责任配置给被告即科州行政部门，店主则无须承担举证义务，因此有利于原告。
因性别倾向而产生的商业歧视不止于本案，基督徒摄影师、理发师、教会学校、天主教律师公会等诸多带有宗教色彩的个人或商业组织，对同性恋群体有可能基于宗教原因而拒绝服务，本案肯尼迪法官的判决书主文并未试图解决一次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在本案四份赞同意见中，托马斯大法官的赞同意见非常独特，托马斯法官的判由具有一定的「深判」与「宽判」的风格。
如果以宗教「言论自由」下判，则所有的商业店主均可依照自己的宗教信仰决定是否针对同性恋顾客出售商品。科州上诉法院的判决被推翻，菲力普斯有权拒绝同性恋者的结婚蛋糕订单。司法简约主义的缺点是：故意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暂时只解决手边的案件。法官会在尊重先例的前提下，细致、严谨地比较不同案件之间事实与证据上的异同之处，并要求原告与被告各自履行举证责任与对法律问题答辩。
如果庭审辩论结束后，法官认定R与菲力普斯行为的相似度而高，而X的行为与菲力普斯行为的相似度较低，则R胜诉，X可能会败诉。可见，对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认定结果，往往会影响到案件的实体判决结果。一些判解风格展现出「司法极简主义」（Judicial Minimalism），看似简约与平凡，但仍然可以映照美国宪法法官处理棘手案件的司法智慧。摘 要：「司法极简主义」由美国学者桑斯坦教授所提倡，主张宪法诉讼中的法官以「窄判」与「浅判」为主要的判解风格，透过一次一案式逐案审查机制调和权利冲突。
三、本案九名法官的判解风格解读 2018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以7：2判定：《反歧视法》限制了信奉宗教的商业经营者的商业自由，有违美国宪法中政教分离的规定，抵触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条款。相反，《反歧视法》提出了近乎苛刻的标准：商品或商业服务均可以与《圣经》等宗教教义互相分离，向同性恋顾客出售商品与提供商业服务是每一名商业经营者应尽的义务。
即使普通的成品蛋糕，只要制作者是基督徒、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等反对同性恋的人，均有权拒向同性恋者出售该蛋糕。为庆祝婚姻，二人决定先在科州丹佛市邀请亲友们举行一场结婚仪式。
2012年，在科罗拉多州同性恋婚姻尚不被允许，两名同性恋者查理·克雷格与戴夫·马林斯准备到东部马萨诸塞州登记结婚。再假设有第二个案例，同性恋伴侣B男子与C男子来到「杰作」蛋糕店，要求定做结婚蛋糕，并在蛋糕上写着「上帝祝福B男与C男的婚姻」，菲力普斯对之拒绝。卡根法官主要是根据案情事实进行判断，既然科州对另外三名店主的拒售行为表示支持，却对本案菲力普斯的拒售行为进行制裁，科州行政部门并没有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商业经营者，选择性执法处罚菲力普斯。在判决书的第一部分，肯尼迪先是回顾了本案的基本案情与科州平权法案的立法历史，引用了《反歧视法》的一些条款，再简要概述科罗拉多州行政诉讼与上诉法院的司法过程。如果为同性恋顾客服务，在手工制作同性结婚蛋糕的过程中，不仅要在蛋糕上写明两名同性恋者的姓名，还要根据同性恋的偏好决定如何进行设计。对于美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州政府无权制定法案宣告某一种宗教是合法还是非法。
2014年，科州政府认定菲力普斯违反了《反歧视法》，要求他必须在两年之内改变拒售行为，同时还要求对他对所有的店员进行培训，在以后的日常商业活动中必须接受同性恋群体的商业订单。所以，将待决的问题更多地留给立法机关与代议机关讨论，这样的窄判风格体现着司法谦逊主义，也体现着法官在个案中进行权利衡平的司法技艺。
金斯伯格反对意见书的风格相当简约，并未进行长篇论述或宪法理论铺垫，仅仅是根据本案的事实，倾向于菲力普斯的拒售没有正当理由而构成商业歧视。菲力普斯经营的蛋糕店属于公共服务性质的商店，与教堂等专门的宗教场所有本质的区别，确系科州《反歧视法》所规制的对象。
律师出身的普通法系法官，审理合宪争议时借助事实与证据的判断，会依据前后案件事实的异同度与庭审证明度来决定是否适用先例。初审败诉之后，菲力普斯于2015年又以「科州强迫原告为同性恋服务」为由向设于科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上诉审理结果同样败诉。
卡根法官的支持意见相较简约，释宪理路与肯尼迪相近，但个别问题上则又有所出入。具体分析本案的结婚蛋糕争议而言，科州政府当然有权通过立法保护同性恋的权利，《反歧视法》禁止商业歧视是合法、合理的。进入专题： 窄判 浅判 。何况，2012年案情发生之时，在当时的科州，法律上禁止同性婚姻，菲力普斯拒绝制作同性恋结婚蛋糕，这是在遵守州的婚姻法，处罚守法公民反而令人奇怪。
凡是异性恋或无宗教信仰顾客可以购买的商品，同性恋顾客也有权购买，更不得拒售已经制作完毕的成品蛋糕。与大陆法系宪法诉讼不同，美国宪法判决意见书中的「论理」对后案具一定的拘束力。
例如，没有正当的理由，旅馆主、理发师、饭店厨师等商业服务者仍不得因为某一顾客是同性恋而拒绝商业服务。（2）在判决书的第二部分，肯尼迪肯定同性恋群体的权利保护，但同时也强调宗教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也受宪法保护，即使某宗教教义可能是反对同性恋。
卡根法官的法律推理方法是：既然州议会、州政府存在「选择性执法」，说明州政府、州立法机关并不是真正的保持中立，而只是选择性地处罚像菲力普斯这样的拒向同性恋提供商业服务的店主。根据以前的宗教判例，行为也可构成言论表达的方式之一，菲力普斯拒绝制作同性结婚蛋糕的行为也是宗教表达的方式之一，因此受到宪法第一个修正案的保护。
菲力普斯相信：「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上帝对婚姻的意旨是：婚姻是一男与一女之间的结合。一是认为从本案的客观事实看，两名同婚者只是向店主要求购买普通蛋糕，如果店主将已经制作好的普通蛋糕出售给二人，二人也可会接受，二人并没有坚持要求店主手工制作一块专为同性恋而设计的蛋糕。肯尼迪与卡根法官之所以判决科州政府败诉，是认为应当由科州政府承担证明《反歧视法》其尊重菲力普斯的宗教信仰，这意味着被告方要承担更多的举证义务。司法极简主义的法官并不总是反对「宽而深」的判决，只是将「一次一案」方式作为优先选项，等待案例累积到一定阶段，需要建构新的法律规则推翻先例时，才会运用宽判与深判的风格撰写判由。
判例法机制下，美国法官经常采用「窄浅」风格的判决说理方式作出判决，运用案例区分技术、配置举证责任影响实体结果等技艺来温和、渐近地改变，透过先例的累积为未来的宽深判决奠立基础。杰作蛋糕店店主违反了科州《反歧视法》受到科州的行政处罚，被科州政府部门强令两年内改正并培训员工，以后不得歧视同性恋顾客。
当前后两案之间事实基本相等，依据前案确立的规则处理待决的案件会产生严重的司法不公时，美国最高法院才有可能推翻先例。像「杰作蛋糕店诉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案这样的无数个窄判与浅判风格的案例累积，有效衡平了不同权利之间的冲突，亦避免了宪法判决动辄引发争议升级。
依照戈萨奇法官宽判风格的判决书，其他商业经营者，例如婚纱摄影师、房屋装修设计师、教会学校等均有权拒绝同性恋群体的购物或入学申请。菲力普斯是在用他的艺术才能表达宗教信仰，《反歧视法》会令菲力普斯困惑不解：向顾客出售商品与服务与自己宗教表达自由之间如何权衡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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